文学迷 > 历史军事 > 民国之文豪崛起 > 980【家访】
    抗战时期的教育发展,有两个最为显著的成就——

    第一,国家教育重心,由战前的高等教育,逐步向初等教育转变,主要是义务教育和扫盲工作的普及。

    国府明令规定:每乡镇设中心小学,每保设国民学校,均包括儿童、成人、妇女三部分,使民众教育与义务教育打成一片。

    当然,不喜欢国党的朋友,也可以喷国民政府是在甩锅。因为初级教育属于地方自办,主要经费由地方自筹,中央政府每年只拨发一定数额的补助款。

    不过在1940年以后,由于地方财政困难,行政院和国防最高委员会又出台规定,将初等教育经费列为“特种基金”纳入预算,并严禁地方政府擅自挪用。这一举措,极大的提高了初等教育普及率,中央政府也相应的增加了初等教育经费。

    第二,中高等教育,由战前的精英教育,逐步向平民教育转变,一定程度打破了知识垄断。

    以前能读大学的,除了师范专业以外,基本上都属于有钱人家子弟,至少也得出身于小康家庭,寒门大学生少之又少。

    但在抗战期间,由于大量学生随学校内迁,很多都失去了生活来源。别说让他们交学费,就解决温饱都够呛。

    于是国府采取“贷金”制度,说白了就是给学生发放助学贷款,这些贷款其实是不用偿还的。到后来,“公费生”取代了“贷金”制度,公立高中等学校直接由政府负责养学生。

    贷金制和公费制,让无数贫寒子弟能够免费读中学、读大学,这种情况在战前是不可能出现的。后来60年代到70年代的社会中坚力量,不管是新中国还是台湾,大部分都受惠于战时教育的贷金制和公费制。

    虽然学生们普遍吃的是垃圾伙食,但至少能吃饱饭,至少能读书不是?这方面真不能苛求太多,毕竟国家财政困难,光是每年养学生的钱就够养几个精锐师了。

    整个全面抗战期间,教育经费仅次于战争经费,甚至远远高于发展农业和工业的预算。

    所以陈立夫后来才有底气说:“我自问七年教育部长,对得起国人。”

    可以想象当年的情景,从国府高层到社会底层,中国人在咬牙坚持抗战的同时,拼尽了全力发展教育事业。就好像一个穷苦人家,在外面受欺负,家里也饿着肚子,却勒紧裤腰带供孩子们读书——似乎这样就能看到一丝对未来的期望。

    这种教育工作不仅是在大后方进行,国府还在日本占领的沦陷区,建立了102个教育指导区,涵盖18省6市。派遣大批教育干部奔赴沦陷区,从事公开或秘密的教育活动,联络吸收敌占区的中小学教师,消灭抵抗日本人的奴化教育,并积极引导沦陷区的中学毕业生到大后方来上大学。

    当然,战时教育从整体来说成果显著,但对具体师生而言就是各种弊病。工资太低、吃得太差、条件太苦……老师和学生们有太多可以抱怨的地方。

    特别是在大学里面,国府大肆推行党化教育,并强迫学校领导集体入党。这让追求学术自由的先生们如何能忍受?

    就拿西南联大来说吧,从院校领导到系主任,不管你愿不愿意,都会主动发给你国党的党员证。有些人对此无所谓,有些人则坚决反对,比如闻一多。

    南开校长张伯苓的态度是能躲就躲,听说有人要来发党员证了,他立马跑路。被人堵在家里劝说入党,张伯苓就各种打哈哈敷衍,甚至孔祥熙等人来做说客也没用。

    但张伯苓终究还是入党了。

    半个月前,国党秘书长吴铁城亲自拜访,领走时把一张党员证放在桌上。张伯苓本想退回,但打开证件一看,发现入党介绍人一栏写着“常凯申”,他只能苦笑着收下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陶行知离开没几天,张伯苓也来到了周公馆。

    张伯苓不是来找周赫煊筹款的,虽然南开中学和南开小学属于私立,并不能得到中央财政的“贷金”扶持,但张伯苓根本就不缺钱用。他是弄钱的高手,以前张学良主掌华北时抢着给他捐款,现在常凯申同样主动给他捐款。

    在各方机构都资金缺乏的时候,张伯苓甚至有钱接管其他学校,比如三年前就把自贡的蜀光中学并入南开系统。

    周赫煊抱拳道:“什么风把伯苓先生吹来了?”

    张伯苓开玩笑说:“我是来给学生做家访的。”

    小维烈去年就已经升入南开中学,并念完了高一,下学期就要念高二。

    做家访什么的,当然是说笑,现在暑假都快放完了。

    周赫煊道:“犬子顽劣,麻烦张校长了。”

    张伯苓哈哈大笑:“如果人人都能如贵公子那般,我倒希望能多出现几个顽劣学生。虽然我不经常到学校,但每次去视察的时候,都听老师们说南开中学出了个天才。”

    “他的文科还是不行啊。”周赫煊连连摇头。

    张伯苓也收起笑容:“确实。我亲自审阅了维烈上学期的试卷,他的国文水平都不够初中毕业,是该好好下些苦功夫了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说:“我不会允许他再跳级。”

    聊了几句孩子的话题,张伯苓终于说到正事。他抱拳正色道:“明诚,西南联大已经收到你派人送去的物资,梅校长写信托我来当面致谢。”

    “一点心意而已。”周赫煊说。

    “不管如何,明诚此举都是帮西南联大解决了实际困难。”张伯苓道。

    两人好久不见,各自聊起近况,又谈了一番时局,以及教育界、学术界的各种趣事。

    突然,张伯苓问:“明诚可认识张正权?”

    张正权就是张大千,周赫煊道:“曾在天津见过一面。怎么了?”

    张伯苓有些气愤道:“我刚从成都回来,听四川省立博物馆的冯汉骥馆长说起一件事。冯馆长前几天收到一封举报信,状告张正权肆意毁坏涂抹敦煌壁画,已造成无法挽回之巨大损失。”

    这是张大千一生难以抹去的污点,周赫煊在穿越前略有所知,但并不了解具体的情况。

    “此事属实吗?”周赫煊问。

    张伯苓说:“暂时还不知真伪,但写信告发者亦非无名小卒,恐怕不会轻易的信口开河。张正权此人跟国府要员交往甚密,更与于右任先生是至交好友。在没有取得足够证据的情况下,无人敢动他,甚至都不好直接登报谴责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问:“谁写信告发的?”

    张伯苓说:“卫聚贤。”

    “那应该是真的。”周赫煊说。

    卫聚贤是清华国学研究院的第二届学生,师从梁启超、陈寅恪、王国维、赵元任、李济等人,还担任过南京古物保存所所长,他本人亦是著名的考古学家。

    张伯苓说:“卫聚贤正准备从敦煌回四川,他没有能力阻止张正权。四川省立博物馆也要等他回来,得到确切证据才敢发声谴责。”

    “我去看看吧。”周赫煊说。

    傻等着卫聚贤回四川,那黄花菜都要凉了。

    历史上,四川博物馆也没能力阻止张大千,只能写信给中央博物院告发。中央博物院对此很重视,于是请求教育部组织考察团前往敦煌,等考察团抵达敦煌时,张大千已经持续毁坏了敦煌壁画一整年。

    奈何张大千手眼通天,居然连教育部考察团都无法制止他,又在敦煌胡搞了几个月才自行离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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