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迷 > 历史军事 > 民国之文豪崛起 > 979【抗战时期的教育】
    周公馆的日常家用,都是在张乐怡那里支取,然后由崔慧茀调度使用并记账。

    七月只过了一半,崔慧茀就喊没钱了。

    张乐怡把钱交给崔慧茀以后,忍不住在周赫煊面前抱怨道:“唉,这米价又大涨了。”

    “涨了多少?”周赫煊随口问。

    张乐怡说:“涨了三分之一还多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有些惊讶:“马上就要收获稻谷了,米价应该下跌才对。就算是法币贬值,按理说也不应该米价大涨啊。”

    张乐怡解释道:“政府刚刚颁布了法令,今后田赋一律不收法币,改收实物。粮商们一个个都开始屯粮,市面上的粮价也全线上涨,连带着蔬菜都开始涨价了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顿时无话可说,粮税只收实物,这是倒回退哪个朝代了?

    国民政府自己发行的纸币,现在连自己都不认了,这让老百姓如何是好?农民才是真的苦,辛勤劳作把粮食种出来,一大半都要上交政府和地主。剩下一点余粮拿去卖,得来的钱几乎是废纸,估计买食盐等必需品都不够用。

    国府如此做法,必然让法币大贬值,而且贬得比前几年更狠。

    不过法币的大崩溃,还要等到美日开战以后。

    在1941年之前,法币是可以在全国流通的,包括共党根据地和日占区。而等到太平洋战争爆发,日本彻底占领上海,没收英美等国银行和国党在上海的财产,法币与美元、英镑的兑换途径直接断掉。

    如此就酿成一系列后果,法币不再被国际社会认可,而且失去了外汇兑换途径。日本又趁火打劫,一边大肆制造伪币,一边把日占区的法币拿去国统区和根据地购买物资,造成国统区和根据地法币泛滥且物资流失严重。

    终于,共党根据地受不了了,不得不驱逐法币而自己发行“抗币”。

    国民政府没办法啊,只能继续使用,由此法币变成了只在国统区通行的地方性货币。那币值是打着滚儿的往下跌,不怪孔祥熙无能,就算把全世界的经济专家都请来也没用。

    ……

    合川,育才学校。

    上半年的学期刚刚结束,但下学期的经费还没着落。特别是法币贬值,粮价飞涨,这让陶行知急得团团转,奔走数日倒是筹了一些钱,但那点钱都还不够给老师们发工资的。

    “叮铃铃!”

    陶行知接起电话,有些烦躁的问:“你哪位?”

    对方说:“我是中央银行的邱毅成,行政院段处长的侄子想到中央银行工作。这是个纨绔子弟,我们领导不想要,就问他是哪里毕业的。那小子非说是民国十八年从晓庄师范毕业,但又拿不出学历凭证。陶先生,那小子下午要来找你开证明,希望你不要给他开任何证明。那是混账公子哥,来中央银行工作只能坏事,对国家对百姓都没有好处!”

    陶行知问:“他叫什么名字?”

    “段志开。”对方回答。

    陶行知说:“你下午派人把那个学生的档函函件送过来。”

    晓庄师范是陶行知以前办的学校,内迁时他把所有档案都带到了重庆。

    这种找人开后门的纨绔子弟,换成别人直接就推掉了。但陶行知却认认真真去查档案,果然发现1929年那一届有个叫段志开的学生。他收到中央银行的函件后,立即回函写道:经查证,该同学确系1929年从我校毕业,学习成绩合格,学习社会学……

    中央银行收到回函气疯了,连忙打电话过来:“陶先生,请你通融一下,帮我们把这个关系户推掉。这小子真不是个东西,屁本事都没有,进了中央银行也是个吃闲饭的。”

    陶行知不咸不淡地说:“不管他现在好与坏,也不管你们要不要他,我只是真实的反映情况。他就是晓庄师范毕业的,我只能证明这个。”

    两天后,那个叫段志开的青年提着礼物上门,说要感谢陶校长帮忙。

    陶行知闭门不见客,只写了一张条子:“我是从事教育的,一直在强调真实,但愿你没把我的真实用坏。”

    段志开拿着字条愣了半天,也不知在做着什么思想斗争,突然放下礼物转身就走。他没有去中央银行报道,而是选择参军打仗,最后牺牲在抗日战场上。

    这是个真实的故事。

    七月下旬。

    陶行知从合川来到周公馆拜访,他实在是没有别的办法了,听说周赫煊捐款大方,于是来这里碰碰运气。别的学校多少还有点政府拨款,但育才学校却是民办的,所有经费都靠陶行知到处化缘解决。

    “陶校长,稀客,稀客!”周赫煊笑着迎接。

    陶行知也不绕弯子,开门见山的说:“周先生,实不相瞒,我这次是来请求帮助的。育才学校的经费不够了……”

    “需要多少?”周赫煊直接问。

    陶行知说:“一万法币。”

    周赫煊笑道:“现在物价飞涨,一万法币哪够用?我给你十万!”

    1941年夏天的一万法币,只够买几十袋面粉。

    陶行知刚坐下就重新站起来,抱拳道:“都说周先生是及时雨,这回也是真的相信了,陶某感激不尽!”

    周赫煊说:“以后学校资金不够,尽管来找我。”

    陶行知感动得不知说什么才好,只是不停的抱拳挥舞,连连说道:“多谢,多谢!”

    希望小学这些年也是一直在办的,日军入侵华北之前,周赫煊就让文绣等人带着学生南下。现在大后方已经有80多所希望小学,主要吸收战争孤儿和贫寒子弟入学,顺便也帮一些低级知识分子解决了生计(当老师)。

    如果说抗战期间国民政府有什么施政亮点,那无疑要数教育事业了。

    抗战初期,常凯申就特别做出指示,把学生从征兵对象中剥离出来,并大力发展教育来为战后恢复做准备。八年全面抗战打下来,国府的地盘越来越小,经济越来越困难,但教育却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。

    (大后方)在校小学生数量,从1936年的300万,增长至1943年的676万。在校中学生数量,从1936年的48万,增长至1945年的120余万。在校大学生数量(含专科),从1936年的4万,增长到1945年的8万余——其中还去除了大量辍学参军的学生人数。

    大学和中学的学校数量,不但恢复到战前水平,甚至比战前增加了将近一倍。

    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,虽然常凯申干了很多混账事,但却对教育事业非常重视,财政那么困难都还在加大办教育的力度。咱们说句实诚话,这些在抗战中走出的学生,为后来新中国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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