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迷 > 历史军事 > 民国之文豪崛起 > 889【回忆】
    在抗战前,中国的大学招生考试,都是由各校自行招生的。

    从1938年开始,中华民国教育部进行统一招生。全国被划为15个招生区,主要考区都在西部,毕竟东边大部分国土已经沦陷。各省考试机关可保送优秀高中毕业生,这些人不用参加考试,但保送生人数不得超过录取总人数的10%。

    每年六月底发准考证,七月初开考,八月份就能拿到录取通知书。

    被誉为“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”、“最后一个京派文学家”的汪曾祺,今天为了考西南联大,不得不从上海坐船到香港,再从香港坐船去越南,再从越南走陆路来到昆明。

    为了保证准时考试,汪曾祺提前大半个月就来到昆明。他混进学生宿舍住了好几天,每天跟着大学生们一起上课吃食堂,居然从头到尾都没被发现异常。

    今天,汪曾祺适逢其会,遇到了周赫煊出钱请大家吃猪肉。四十年后,他在一篇名为《周明诚和西南联大》的文章里写道:

    “西南联大有文、理、法、工、师范五个学院,其中文学院、法学院和理学院在昆明的西北角,工学院和师范学院分别在借居于昆明城内和城西。我来到西南联大的第五天,便遇到后来被校友们津津乐道的盛会——周明诚杀猪宴。”

    “当时,工学院的师生接到消息,穿过大半个昆明城前来赴宴。临近天黑的时候,人人打起火把穿街过巷,让昆明的警察如临大敌,以为学生们要搞运动了。师范学院离校本部要近一些,他们唱着《大刀进行曲》,但把歌词改成了‘大刀向肥猪们的头上砍去’,颇有些‘壮志饥餐胡虏肉’的慷慨热血。”

    “我不远千里报考西南联大的原因,主要是那里有闻一多先生、朱自清先生,还有沈从文先生。让我喜出望外的是,我还没参加入学考试,就见到了名扬四海的周赫煊先生。他这次带来的不是小说或史学著作,而是十头大肥猪,以及一箱又一箱的香烟。”

    “香烟属于战时管控物资,买几包只要有钱即可,但大量购买且是上等好烟,那就比较困难了。后来我听人说,周先生让保镖拿着他的亲笔信,去找了龙绳曾(龙云的三儿子),那些肥猪和香烟都是龙三公子紧急调拨的。”

    “这些香烟背后有故事。周先生刚到昆明的时候找人问路,正好遇见物理化学家黄子卿教授。黄教授自己掏钱给学生做实验,穷得连烟都买不起,在售烟小贩身边徘徊许多,才忍痛买了两根当场大口大口吸个痛快。”

    “据说周先生当时感动得掉泪了,在跑警报的时候又听说许多教授都断了烟,于是就让保镖把好烟买来。当时抽烟最狠的不是黄子卿先生,而是华罗庚先生,他一边吃肉一边抽烟,肉没吃完结果抽烟抽醉了,倒在地上呼呼大睡。”

    “那天晚上,校舍旁的空地燃起堆堆篝火,师生们吃了猪肉很兴奋,围着火堆开始唱歌跳舞。由于乐器难寻,哲学系主任汤用彤先生以盆做鼓,吴大猷教授和妻子阮冠世先生敲碗伴奏,周先生在师生们的怂恿下唱起了歌曲《鸿雁》。闻一多先生的诗歌具有音乐美,但他本人唱歌真的很难听,歌声总是不在调子上……”

    “周先生举办的这次杀猪宴,让全校师生情绪振奋,他要在昆明开设科学养鸡场的消息也迅速传播。师生们对此极为期待,工学院的教授带着学生自发前往帮忙建设厂房,其他学院的师生也帮着挖掘蚯蚓。养鸡场还没建起来,蚯蚓就已经养了好几池子,学生们个个都是养蚯蚓的能手。”

    “周先生的养鸡场确实为师生们带来实惠,学生食堂每周就有两顿可见炒鸡蛋,每顿都有清澈见底的鸡蛋汤,我们把这些鸡蛋称为‘明诚蛋’。鸡蛋还是学校发给老师们的补贴物资,每位老师按家中人口计算,每人每周可领到五枚鸡蛋改善伙食。”

    “这种情况到了1943年急转直下,由于学校经费紧张,物价高涨,老师们领到的鸡蛋都拿去菜市场换钱了。”

    “没人舍得吃掉,因为生活太艰难了。有一次,胡定邦同学在早市上看到吴晗教授提着菜篮子四处转悠,还以为他是在精挑细选好菜,走近了才知道他满市场找便宜菜。”

    “由于吃不饱饭,金岳霖、朱自清等几位先生组成种菜小组,推举植物学家李继侗教授担任种菜组组长,生物系讲师沈同先生担任种菜助理,所有教授一起浇水施肥,丰收时节一起分享。”

    “朱自清教授由于饥一顿饿一顿,患上了严重胃病。有次他得了痢疾还坚持连夜批改作业,书桌旁边放着马桶,整整改了一夜作文,拉了30多次,第二天都虚脱了相,脸也没洗就照常去上课。”

    “相比起文科教授,理工科教授们绝招更多,他们可以利用粗糙的机械和原料,自制肥皂、墨水、酒精等物出售。我们常说,学好数理化,走遍天下都不怕,那个时候还真是这样的。”

    “我们学生的日子也不好过,民国时候能读大学的,基本上都出生于殷实家庭。过去许多富家子弟,女生带老妈子上课,男生让门房跑腿。可到了云南,必须事事躬亲,自己洗衣服,自己缝缝补补,自己动手把破衬衣改成背心。当时学生们最流行穿红十字会等福利机构送来的旧衣服,联大学生穿着这些衣服上街,就跟要饭的一样,连抢劫犯都懒得看一眼。”

    “不过相比起老师们,我们学生至少不用为钱发愁。学费、伙食费和宿舍费是全免的,每月还能领8元钱的贷金,可以用这些钱置办学习和生活用品。直到某一天,我们发现八元钱不够买一瓶墨水——从1937年到1943年物价涨了200倍,到1944年已涨到2000多倍。老师们的薪水哪里够养家?不得不把周先生的蛋换成钱买粗粮吃。”

    “我记得是1943年底,周先生从重庆运来3500套棉鞋衣裤,又在昆明采购了十几大车的物资。那年冬天,师生们人人穿上了新衣,过年也有了肉吃。听说不仅是西南联大,中央大学、金陵大学等内迁学校,周先生都有赠送大量物资,难以计算耗费的金钱,我们平时都戏称周先生是‘衣食父母’。还有些爱开玩笑的同学,每次见到送物资的卡车,都大声嚷嚷:咱爹又送吃穿的来了……”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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