文学迷 > 历史军事 > 民国之文豪崛起 > 450【文章】
    东北腥风血雨,关内争斗不休,奉化乡下却犹如世外桃源。

    下野回老家的常凯申,似乎完全不理会国际国内的纷争,整天游山玩水过得好不快活。他在1月1号的日记里写道:下午与妻及大伟往奉化城北游行,天朗气清,颇得一时之乐。又在1月2号的日记里写道:上午祭慈神后与妻等往游妙高台、雪窦寺。下午下山游仰止桥中山亭观瀑……

    只在1月上旬,常凯申就外出游弋了五次,期间总结自己的政治斗争经验,全部都记录到日记中。

    但这并不意味着,常凯申跟外界彻底隔离,他甚至把部分侍从室搬到了溪口老家。

    侍从室,名字听起来很普通,但再过几年,常凯申的侍从室就能让人闻风色变。

    常凯申此人嗜权如命,大小权利都要一把抓,遇事喜欢独断专行,谁来劝都没用。他曾多次说:“我的决定就是命令,不要再在行政院讨论。”

    用陈布雷的原话来讲:(常凯申)处理国事如同处理家事,事事都要亲自处理。

    这种如同皇帝的独裁统治,就需要身边有一个机构为他办事,为他谋划,为他控制人事和收集情报,还要为他提供安全警卫保障,于是“常凯申侍从室”诞生了。

    “常凯申侍从室”是一个畸形怪物,从30年代中期开始,成为所有政府部门的太上皇。有点像雍正的军机处,辅佐皇帝处理军国要务,用谕旨的形式对各部门和各地官员发布命令。

    清晨,农家小院。

    常凯申正在陪大病初愈的宋美龄散步,侍从副官李大伟默默跟随,周围还站着一些负责安全的侍卫。

    在院子里走了几圈,常凯申坐在石凳上,说道:“今天有什么消息?”

    李大伟立刻拿出一封电报函:“苏联再次提出,希望能够用大公子换回牛兰。”

    “大公子”就是常凯申的儿子尼古拉同志,如今在莫斯科兵工厂担任政治军事课老师。而“牛兰”本名雅各布·鲁德尼克,则是共产国际联络部中国站的创立者,前不久刚被国党抓捕关押。

    苏联用常凯申的儿子换回共产国际中国总联络人,这对双方来说都似乎是划算的买卖。

    常凯申拿着电报看了片刻,吩咐道:“不予理会。”

    “是。”李大伟立即记录“圣谕”。

    常凯申想起那个不省心的儿子,心中颇为感慨,闭眼道:“继续说。”

    李大伟又拿出一份文件:“南京政府那边,第五次发电邀请总座回宁主持大局。”

    “不急,慢慢来,时机还未到。”常凯申说。

    李大伟又拿出一份电报说:“东北密电,溥仪已经选出了新的皇后人选,很可能下个月就登基称帝。土肥原贤二已经担任哈尔滨特务机关长,黑龙江的马占山,有投降日寇的倾向。”

    常凯申眼睛猛地睁开:“致电张汉卿,让他稳住马占山。马占山是东北抗日的旗帜,这面旗帜倒不得。”

    李大伟陆陆续续又汇报了一些消息,最后拿出一叠报纸和杂志,供常凯申独自阅览。

    常凯申随手翻找,抽出《独立评论》说:“这是什么杂志?以前都没见过。”

    李大伟解释道:“这是胡适、蒋廷黻、丁文江、傅斯年等人新创的杂志,昨天从上海送来的,听说颇受政界和知识分子青睐。”

    “咦,居然有周明诚的文章!”常凯申迅速浏览目录,翻到周赫煊的文章那页。

    只见文章写道——

    “历史上,任何一种政治制度,均是其国家、民族政治文化传统与所处时代相互作用的结果,日本政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的形成与发展,正是对此的一个典型解释案例……古代的日本政治,长期处于权力与权威分离的二元状态,但又与现代具有不同的内涵。日本古代二元化权力体系,初期表现在天皇朝廷与摄政、院政二元对立共存,后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精神权威与幕府的二元对立共存。明治维新后,日本政治由古代单一的二元化权力体系,发展为多重的二元化权力体系,初期表现为天皇朝廷的精神权威,与下级武士改革派操控的政治权力二元共存,中期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元老权力的二元共存,现在表现为内阁权力与军部权力的二元对立共存……”

    “日本内阁的行政权,与军部的由‘统帅权独立’宪法原则形成的军令权并立存在。军部的军令权在实际的政治运行中,比内阁的行政权相比,具有明显的优势地位。军部的优势存在,不仅在于军部拥有直接和天皇对话的权力,同时‘陆海军大臣现役武官制’和军部对陆海军大臣的推荐权,更形成了军部对内阁的强势地位。日本内阁在与军部的斗争中,还要受到枢密院的掣肘,因此显得更加弱势。”

    “政令与军令分离的二元化权力体系,是立宪天皇制的最大隐患。从根本上讲,军令也是政令的一部分,正常的国家应该实现军政统一。”

    “在日本的立宪天皇制下,宪法所明确规定的‘显性权力’,以及宪法没有规定的‘隐性权力’,实际上也处于二元对立中。首相元老推荐制、重臣会议和内阁陆海军大臣军部推荐制超然存在,明治宪法虽然形成了多元权力系统和横向、纵向的复合制衡机制,但实际运作中往往制而不衡。”

    “以上这些,都酿成了九一八事变后,日本军部对日本内阁的全面压倒性胜利。因此,中国想要利用内阁扼制关东军的想法,是极为荒谬的,也是完全不可取的!日本内阁就是一尊泥菩萨,他自保都难,又如何能帮助中国?”

    常凯申把这些内容读完,感觉整个人都通透了,对日本政治权力体系有了高屋建瓴的认识。

    周赫煊在讲完日本的二元政治后,又用台湾和朝鲜做例子,分析日本人在东北可能实行的日化统治。他呼吁,除了在战场上要抗日,在文化思想领域也要抗日。如果东北短期内无法收回,那就要做好长远打算,不能让东北的下一代成为满脑子日本思想的“归化民”。

    周赫煊在文章里的原话,是这样对沦陷区的东北同胞说的:“抗日不一定要提枪杀鬼子,每一位父亲,每一位母亲,应该告诉你们的孩子,他是中国人!每一位知识分子,你们在日寇铁蹄下艰难生活,不一定要与日寇刺刀见红,但应该时时刻刻不忘传播中华文化和思想!这也是抗日,文化战线上的抗日!日寇能占领我们的领土,却不能奴役我们的精神,只要心是中国心,那么东北始终是中国人的东北。”

    常凯申再翻阅其他人的文章,比较之后说:“还是周明诚看得明白,既知日本事,也知中国事。他清楚东北一时难以收回,已经在做长远打算了,不像其他人整天闹着逼中央抗日。此人实为国之干才,可惜不能为我所用。”

    李大伟提醒道:“总座,周明诚好像跟张汉卿闹翻了。”

    “闹翻了也不能用,看他写的文章,这个人路线有些偏左。《大国崛起》我也看过,他对苏联的发展非常看好,可别是个隐藏的赤党。”常凯申连连摇头道。

    李大伟说:“那倒不至于吧。”

    常凯申想了想,说道:“等我这次复出,再把他招来详细聊聊。”

   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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